中国历史上的“侠”分为二段，一段是自战国至宋朝，另一段是宋朝至今。前者的“侠”属于“原汁原味”的侠，后者的“侠”就是被异化后的“侠”，也就是类似“武侠小说”中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劣化版本的“侠”。
这话可能有“大逆不道”的感觉，但理清历史脉络，大家应该会理解我在说什么。
先从汉字“侠”说起。
最初的汉字是没有“侠”字的，只有“夹”字，如图。
此字以一 “大” (大写有“人”)居中，两小 “人”在侧构成，确乎表现了一种主从关系。《史记》中周武王灭商后的仪式，“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
所以“夹”的含义可以有二种解释，一是“小人”恃“大人”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种，“小人”将“大人（理想）”视为理想原则的化身，即是说，凡是符合其理想、信念的皆可言“大”。
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侠”字，因为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处在急剧动荡中，其标志之一就是“士”的出现。
“士”是没落的贵族，这类人有知识有理想，但就是没有财富与社会地位，与最底层的百姓无异。
战国时期又有“养士”的风气，这类“士”投靠某位大贵族，为大贵族工作，这就称之为“夹”，也就是最初的“侠”。
此时的“侠”也有二种含义，一是大贵族的“走狗”，仗着贵族的势干些欺负人的事；另一类就是侠的真实内核——“人格对等”，并且不追求物质回报的“士”。
比如说《史记》推崇的豫让，春秋战国之交豫计为智襄子报仇而数次行刺赵襄子未成被擒时，赵襄子责问豫让；你最初曾在范氏、中行氏家里当过门客，他们后来都被智襄子杀灭了。你不但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去投靠智襄子。而智襄子被杀后，你为他报仇之心为什么如此强烈？
豫让回答说；“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报之。”
这是对“侠”最初的定义，“侠”最原始的含义是“人格平等”，这是“侠”最核心的特征，所以司马迁将荆轲，聂政、豫让，专诸合并在《刺客列传》中，尤其是荆轲。
荆轲被太子丹摧着出发，大怒，这里“怒”的主要原因是太子丹害怕“自己”不去，是将荆轲放在一个”杀手“工具的位置上。
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彊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再说《游侠列传》中有一个人物，名郭解，任侠，等同于现在的黑社会，啥都干，为当地一霸，长大后醒悟，喜欢“侠义”人生。
有一次，郭解外出， “有一人独箕据视之” 。郭解派人让此人留下姓名，而手下的人变本加厉，非要杀了此人， “箕锯者乃肉袒谢罪”，才得以保全性命。
这明显就是黑社会行为了。
他外甥依仗郭解的势力与外人斗酒，并强行灌酒。那外人发怒，拔刀刺死了郭解的外甥，就逃跑了。郭解姐姐想让郭解为她儿子报仇，故意将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
郭解派人找到了那外人，其人具以实情相告，郭解得知真实情况后，说；“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大意是你的做法合当，是我的孩子无理。
于是郭解放了这人，并派人埋葬了自己外甥。
郭解如此处理的原则，还是一个”侠（义）“字。外甥与那人是“人格平等”的个体，不分高低贵贱，谁错谁受处罚。
“儒”与“侠”
还是要说一说“儒”与“侠”的关系，简单来说，“儒”与“侠”是相反的。
比如郭解如果按照“儒”处理，铁定要杀那外人。因数“儒”讲究“孝”，第一原则是“孝”，“孝”的原则是血缘，以血缘分辨事物“对错”。
最有名的典故是“子为父隐”，据《论语 ·子路》记载；一次，楚国叶城一位长官告诉孔子，他们那里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告发了父亲。孔子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哪里正直的人和你们的不同；父亲替儿子隐满，儿子替父亲隐瞒， 正直就在这里面。”
儒家判断一个事物“正确”与否，是以血缘为标准判定的。
有一件例证也可说明上述判断。
即，“侠”只出现于底层，高层诞生不了“侠”。也印证了开头的话，“侠”出自“士”。
隋唐之际也的不少“侠”士，比如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王昌龄，“西陵侠年少，送客过长小。青槐夹两路，自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隆。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
这背后还是对个人人格的表达，与战国西汉时期的“侠”是一脉相承的。
但从宋代开始，情况又有些不同了。
宋代市民阶级比较发达，武侠进入上层的同时，也被上层进行着“改造”，比如将“天下”与“王朝”混合在一起。
“天下”是整个天下人的天下，而“王朝”只是某一姓的政治势力，比如李家王朝，赵家王朝，朱家王朝等，“亡天下”与“亡王朝”是不一样的。
《水浒传》中的宋江就将赵家王朝当成了天下，“替天行道”的口号更像是“替赵家王朝看家护院”一样。清朝小说《施公案》有名人物为黄天霸，本是绿林好汉，曾经救过康熙皇帝，最后效忠皇帝，由“侠”成“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侠何玉凤，年轻时替父报仇，嫁人后变成守旧的妇儒。
这背后都有上层统治者的意志进行影响，什么“三从四德”，“君君臣臣”等等。
如果细究“侠”的内核与发展，“侠”真正的含义是对“个人人格”的表达，对“理想化人格”的追求，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个人化”的，丝毫没有强制性与集体式的要求。
比如“重义轻生”，守承诺，不刻意追求物质生活，不追求回报，个人人格自由。然后就是“助人为乐”，其实这一条更多的是底层人士的互助，同一阶层的人是互有同情心的，“侠”出自底层，对底层人有同情心，救人与助急（仗义疎财）是常理行为。
另外就是“为国为民”一条，对于“侠”来说顺序是反的，侠“为民”是核，“为国”是辅。如唐朝故事女侠红线女，只身闯入壁垒森严的节度使府中，盗走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床头的一个写有其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的金盒，巧妙地制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争。这件事流传开后，便演绎成“红线女魏城盗宝盒”的故事，又称“红线盗盒”。
把大侠与“国”对等其实就是对“侠”的劣化，“侠”本身是底层与个人的产物。而国家的破裂从来就不是底层的问题，也不应该是底层的问题，更不用身为底层与个人的“侠”去承担。